李超士在山东活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，他是如何活的，集体几乎失语，也没有太多文字记载。只有散落在各处的一些零星碎片，可慢慢拼凑出他的模样，拼凑出国家对这个人的态度与立场。
五六十年代的文艺背景，早已不是民国美术家们自说自话、自创学校、自由育人的那个环境了。从林风眠弃大陆而居香港终老，到学生赵无极、潘玉良不敢回国，再到同行戴秉心晚年的贫病交加，由这些人的遭遇里，都可嗅到政治杀人的残酷气息，推测出李超士的大致命运。
六十年代初，对知识分子的清算还没有全面启动时，从山师美术系独立出来成为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的艺专，还返聘过退休的李超士回校任教，为他举办画展。山东美术出版社也为他出版过一册薄薄的《李超士粉画集》，内放25幅粉画作品。文革开始前夕，美协还为李超士举办过一次粉画展，自此，李超士的粉画与他雄心勃勃的粉画事业，就此渐渐沉寂于历史，不再为后人所知晓。
曾跟李超士学过粉画的一名叫孙文松的学生，这样回忆过李超士晚年的处境：到文革的时候，我们就不敢跟他接触了。
“不敢”之意，那自然是指他被孤立、被批斗、被指控过罪名了。学生疏离了他，大环境抛弃了他，不要说粉画难以为继，羸弱的性命是否可保，也成为未知数。
事实是，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，前苏联美术模式已经一统天下，政治美术独占鳌头，本来就很弱小的粉彩画，其存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。
李超士的孤独心境，万语千言难述。以他沉静的性格，他也不会述。或是，即使述了，他知道也没有人会听得见。
他离开这个世界时，连时间都要多增他一份孤单。他走在1971年的最后一天，没有听到第二天元旦响起的鞭炮声。
李超士遗留下来的色粉画极少，至今估计不会超过百幅，且大多都是五六十年代左右所绘的小幅作品。留法时期与早年回国的粉画或油画等，均于战争中毁损与佚失殆尽。要从他余下来的有限作品里研究他艺术思想的发展与脉络，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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